沈骥如：大家好！我是沈骥如，欢迎收听沈骥如财经论道，今天要说的题目是--除了赞助商，中国足球还需要什么？

　　刚刚过去的周二，中国足协正式对外宣布，北京现代汽车集团成为中国之队的主赞助商，双方签定了4+N的合约，在今后4年，北京现代将每年向中国之队投入不低于4000万人民币的赞助，此外还规定，如果中国国家队能够打入2018年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10强赛，北京现代将至少再追加4000万人民币的赞助，赞助总额可升至2亿元。

　　此次北京现代与中国足协的合作，将囊括中国之队全部七支国字头足球队（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中国国家女子足球队、中国国奥队、中国国家男子青年队、中国国家女子青年队、中国国家男子少年队、中国国家女子少年队）。今后4年，在中国之队所有比赛现场，包括世界杯、亚洲杯和奥运会等，都将出现北京现代标识。并且在中国之队的日常训练中，北京现代标识和广告也将出现在训练服和训练场上。

　　中国足协还公布了中国之队的首批7个固定主场所在城市。看来，这是一个双赢的合同：中国之队今后4年最多可得2亿元资助。北京现代除了协助中国之队进行队伍建设外，还将重点打造“中国之队青年足球锦标赛”，建设中国之队球迷会，并将开展一系列以青少年足球、校园足球、家庭足球为主的足球推广活动，在全社会营造更广泛而深入的足球氛围。

　　而北京现代汽车集团的标识和广告效应将使其汽车销量增加，受益应该大大超过赞助费的总额。周四（5月31日），2012年网易第三届中国足球发展论坛在北京举行，中国足协副主席韦迪表示，中国足协现在缺钱，每年可以掌控的资金在4亿人民币左右，他说：“如果中国足协每年有10个亿的资金，那么才能扎扎实实地把想做的事做起来”，韦迪强调，中国足协缺钱，但钱不是根本问题，“中国足球最根本的问题是顶层设计和道路选择问题。”

　　韦迪说：足球的社会化、职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是世界足球的发展方向，也是中国足球的必然发展道路，如果仅仅靠中国足协现有人员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来推动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从协会的机制、体制改变，在协会组织构架的设计上，让社会更多、更加广泛的各界专家人士参与进来，进行科学决策。只有这样，中国足球才能有相对快的发展，走上正确的道路。

　　他在这段话中接触到了“顶层设计”和足球发展道路问题，但很值得商榷和补充。

　　首先，近年来足球界的腐败现象、中国足球上不去的问题，不是行政命令造成的，而是病态的市场化的直接结果。赞助商的利益、广告商的利益、赌球的利益交织膨胀，使行贿、假球、假摔、黑哨蔓延，经反赌扫黑风暴后得到了初步治理。因此，韦迪所说的中国足球的必然发展道路“社会化、职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必须赋予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必须以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来指导。其核心，是足球界必须树立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为国献身精神和道德情操。

　　其次，职业化是需要的，但是如果中国的足球俱乐部都热衷于以1000万欧元（约合8000万人民币）的年薪雇用马塞洛·里皮这样的洋教练，以600万-700万欧元年薪聘请AC米兰的球星西多夫这样的洋运动员，那么，中国足球的职业化就要走上歪路。足球职业运动员的年薪可以高一些，但高到离谱的程度，再多的赞助商恐怕也支付不起了。中超俱乐部2008年道2012年向球员支付的薪金总额为27.5亿元，其中外籍球员薪金11.9亿元，是不可持续的。而且，事实证明，依靠高薪和外援，并没有使中国足球有多大长进。职业化应该与社会化、普及化紧密结合，职业球队才会有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也才会出现中国籍的马拉多纳。

　　30年前，我去过荷兰的首都阿姆斯特丹，该市只有70万人，但有19个标准的足球场供爱好者踢球，令人敬佩。所以，荷兰这个足球强国是建立在普及的基础上的。按照荷兰首都的比例，1900万人口的北京，应该有515个标准足球场。这不是赞助商能解决的，需要政府规划、实施。中国的乒乓球运动非常普及，所以中国的优秀职业乒乓运动员和教练才能源源不断地产生，不但用不着到外国去高薪聘请，还可以输出乒乓运动员和教练，推动世界乒乓运动的发展。

　　第三，市场化运作足球运动无可非议，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下的足球市场化，也必须有中国的社会主义特色。中国的乒乓、举重、跳高、射击、女排、女足等的发迹和过去的辉煌，都不是靠赞助商赞助出来的，也不是靠奖金、高薪刺激出来的，而是靠运动员、教练、管理和后勤人员为国争光、以身报国的一颗红心，是靠爱国主义的精神力量支持他们克服了一切物质困难，发挥了他们体育技术创新的聪明才智。

　　由此看来，多些社会化、普及化，职业化才能有牢固的基础，端正和规范市场行为，树立足球业的核心价值观和足球业的运作规范，是政府不可推诿的责任，只有这样，中国足球的社会化、职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道路才会具有中国的社会主义特色，中国足球才能真正走向世界，进入世界一流足球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