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2日，艾弗森经纪人称，中方经纪人毁了艾弗森中国行。新华网援引了一家国外网站记者的文章，借艾弗森经纪人之口从艾弗森方面的角度披露了当时的一些情况。艾弗森方面把此次中国行种种不顺的原因归结为此次活动的中方经纪人李动和李大巍不遵守商业规则。文章还引用艾弗森的话说：“因为李大巍和李动，我将不会重返中国。”

　　无独有偶，记者就商业赛事举办等相关问题采访北京体育大学张春萍副教授时，张春萍提到了她手头正在进行一项工作：体育经纪人培训。据张春萍介绍，商业性和群众性赛事增多后，职业市场对体育经纪人的需求正在增大，经纪人在促进合法合规办赛起到了重要作用，好的体育经纪人需要了解体育、商业、法律等多方面知识。目前国内学校教育和职业教育都有所欠缺，是一个亟待开发的空白市场。

　　从西方经验来看，商业性赛事想要办好，在赛事安排、劳资关系、转会制度，联盟建立等方面都需要建立一套成熟完整的体系。职业经纪人在其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目前中国体育经纪人领域有很多个人、机构以及退役运动员想参与进来，国家体育总局也已经启动了体育经纪人培训班，但从整体上看专家顾问市场仍很欠缺。体育经纪人是2006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认可的新职业。2011年首次进行了体育经纪人国家职业资格认证考试，截至2014年，累积获证人数为1169人。

　　“持证就业”的1169人显然不足以满足飞速扩张的商业赛事市场。特别是自去年底国家政策层面释放利好信号以来，体育产业面临更加多元化的需求。市场的需求来自多个方面，除了现有优势商业赛事之外，原创性赛事和传统项目也在不断推出，青少年赛事、单项赛事都对赛事经营和赛事经纪提出了要求。

　　促成艾弗森中国行的经纪人之一、北京Landmark广告公司的李动接受新华网采访时表示，造成这次艾弗森中国行种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够坦诚”，有些急功近利；但艾弗森方面同样有一些违约或者不合规矩的做法。

　　对此，张春萍认为这是取消赛事审批后，一段时间内必然会出现的一些问题之一。

　　“在取消审批之前问题主要在内容上，由于缺乏多样办赛主体，赛事内容较为单一，很多大赛由政府承办或者有政府参与，好的方面是将行政审批作为一种管理手段，能够调动更多的资源。现在取消赛事审批，其实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给办赛主体更多自由，但另一方面主要是由地方企业承担办赛，可能会出现赌球、假球、虚假合同等各种问题。”目前出台的文件对市场的监管和导向偏向于方向性、概念性，但在赛事的组织、承办、赞助商等问题如何处理上，缺乏一个全国性的规范，缺乏具体的操作守则和规范细节，具体条目也不清楚。

　　张春萍提出了设立“红黑榜”的建议。

　　黑榜指的是设立“黑名单”。赛事产业是体育产业的核心部分，但在中国刚刚放开的状态下，很可能出现一些唯利是图的现象，对此应该有明确的处理问题和规范市场的方式。“建立黑名单，对不规范的企业进行公示，有助于树立行业风尚。”

　　红榜则是建立评价体系和排行榜制度。在张春萍看来，在未放开赛事审批前，各级政府承担了规范赛事的责任，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具有社会公信力，应该建立业界、体育公司的评价体系，建立排行榜制度，对于赛事组织方进行官方认证和引导，公正公开透明。

　　张春萍认为，办好商业性赛事需要培养赛事专业人员，规范人员、引导市场良性发展，其中人才培养又尤为重要。“现在开放审批，是用开放刺激市场需求，但专业人员不跟进，会有一些不好的现象出现，商业办赛的不规范现象时间可能会延长，”张春萍表达了她的担忧。

　　张春萍的担忧显然已经成为现实。艾弗森中国行出现的乱象或许是一个个案，但有数据统计显示，我国专职运动员与专业体育经纪人之比不足3000:1，因为体育经纪人才匮乏，这类案例还有继续发生的可能性。

　　体育经纪人对岗位的专业性要求颇高，入职者一般需具备相关法律、税务、项目策划、赛事推广、形象包装、理财及外语等基础知识，熟悉基础体育项目的特点和内在规律，熟悉体育组织和运动员，且拥有一定资源并获得体育经纪人相关从业资格证书。此外，做体育经纪人最重要的能力就是在活动及交易中把握机会，将资源盘活，在这一过程中，体育经纪人经常需要协调运动员、新老东家、赞助商等多方差异，因此出色的沟通能力、谈判技巧及说服力也都必不可少。

　　“放开后业界一个共同的呼声，就是体育经纪人培训需要跟上，以北京和地方许多商业赛事主办为例，碰到审批问题时，在时间、费用、流程上都有困难，更不用说涉及更复杂的情况。”

　　过去，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充当了国家队运动员的经纪人身份。开放后的商业赛事对体育经纪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校较少提供专业教育，做志愿者接触不到管理层面的事情，但是没有管理经验又无法从事这项工作，所以有很多对体育经纪人职业感兴趣的人都在寻求更多的专业培训。